立法机关直接向公民征求有关立法的意见和建议，成为最近这些年来的一个新的现象，这种做法被称为“开门立法”。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日前宣布，从11月中旬起，向全省公开征集2005年立法建议项目：公民对现行地方性法规有什么意见，有哪些问题需要立法解决的，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。

　　“开门立法”，强调了立法过程的民主性，这是一种理念的进步，当然值得肯定，这也正是媒体和公众对此大加褒奖的重要原因。但是，让“广大公民”都来参与“开门立法”，至少在现阶段，这种理念是不是显得过高呢？

　　需要法律规范的事情，一定是那些关乎广泛的公共利益，关乎公民的普遍权利和义务，关乎国家或某个较大社区共同利益和情感的事务。任何一项立法，都不可能只保护某个地区、某个群体、某个阶层的利益。在一个繁杂的世界上，要求一个生活在具体环境中的普通公民，对复杂的公共事务做出判断，对法律法规发表意见，甚至提出立法建议，没有相当的法律专业背景，不掌握某个方面大量的实际材料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因此，要让每个公民都参与立法，难度实在太高了。

　　人大是立法机构，人大代表负有广泛倾听和代表民意、并提出立法建议的法定责任。他们应该成为公民和立法机关沟通的桥梁，应该从不同社区、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们千差万别的利益诉求之中，归纳提炼出那些关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意见和建议，提出自己的立法建议。在立法上，我们应该对他们提出高要求，而不是对普通公民提出这样高的要求。如果指望通过“广大公民”参与“开门立法”来实现立法民主，提高立法质量，不但客观上减轻了人大代表的社会责任，也未必是一种有效率的做法。

　　笔者决不是反对公民参与立法，而是说应该研究公民参与立法的更有效的途径和办法。比如，把一个具体的立法草案交给全体公民讨论，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。这种办法，比“公民对现行地方性法规有什么意见，有哪些问题需要立法解决的，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”，或许更有效率。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，有些和公民普遍利益相关的法律草案，并没有交给公民讨论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我们还看到这样一种现象：一方面在搞“开门立法”，一方面“开门立法”后制定的法规却得不到执行，成了摆设。比如，某地制定的《全民体育健身条例》规定，从今年11月1日起，国有公园晨练晚练免费。但至今这一规定都没有得到有效实施，虽经媒体和公众强烈的呼吁，但有关部门始终以没有接到红头文件为由，拒绝执行。

　　如果我们一边强调“开门立法”，一边还能容忍立法神秘主义，还能容忍有法不依，那“开门立法”在当下的语境中，也只能是一种高远的理念而已。希望这种高远的理念到处落地生根，很可能产生民主参与的“泡沫”。

摘自《解放日报》        2004年11月20日